郑圆圆的沉默与落泪并非没有预兆。采访中，她思路清晰、情绪饱满、叙述动人，细数照顾过的患者，仿佛在翻看一张张书页。“他们不仅是精神病患者，还是被救助的流浪人员。”郑圆圆说。今年是她在金华市第二医院当护士的第20年，原先流浪救助病区的病人群体被医护人员称为“无名”，他们失去名字，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混乱的病征切断，漂泊至此，“我就是他们的家人。”在郑圆圆的病房里，他们有了暂时的归属，而谈及至死无法找到亲属的患者，她捂住眼睛哭了起来。
金华市第二病院十一病区是2014年设立的，用来收留在街头流浪的精神病患者，刚开始有患者60余名，男女各占一半，配备3个护士。
最开始想帮他们找家，可以追溯到2014年中秋。阖家团圆的日子里，一个患者老爷爷反复对郑圆圆说：“我想回家。”“我认为他讲的是江西广丰话，跟江山话很像。”郑圆圆自己就是江山人，对于方言比较敏感。当时，那位老爷爷说话含糊不清，却能写一手漂亮的字，他在白纸上写下：广丰塘头大队。“他跟其他病患不一样，整个人非常精神，吃饭、做事很端正，说不好话但字写得不错，文质彬彬的。”她感受到老人迫切想回家的愿望，就用网络搜索发现广丰确实有个叫塘头的地方，通过各种办法与当地的村支书取得联系，对方却说并没有这号人物。“他说自己离家已经30年了，到现在也还是没找到。”这成了郑圆圆的一个心病，也成为了帮“无名”找家的开始。
在办公室，记者看到了记载着“无名”们手写资料的文件夹，纸片大小不一，其上的内容零散破碎、涂涂改改，好似一串串密码。“病人们情绪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一些身份相关的问题，从他们的反馈中得到一些信息。”而所谓信息无非就是一些难以考证真假的只言片语，一个问题问十次得到十个不同的答案实在是家常便饭。
“他们的口音、特征，表达出来的地名、人名，我们只能摸着这些东西拼凑线索，然后凭借网络、朋友圈去打听。”郑圆圆说，最终要帮他们找到家人甚至还需要运气。
2015年春节，一名女性患者入院，刚送来时她的精神分裂症处于发作期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被热心群众送到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，病情趋于稳定，才得知原先她跟老公一起在苏孟乡打工。后来郑圆圆去苏孟乡派出所询问，她老公刚好报案，这才让两人团聚。“她老公接到她非常激动，后来还送了一些水果、衣服过来表示感谢。”这种时刻非常难得，让郑圆圆充满成就感。
讲方言、不认字、意识不清晰是与病患沟通中最为常见的障碍。“阿生回家的过程也经历了很多波折。”患者阿生说着难懂的温州话，从他的表达中他妈妈有三个名字“小云”“秀云”“小红”，他重复提及汽车站：“18路车、2路车经过家门口。”郑圆圆就想办法动员身边的一切力量，又刚好问到救助站的老站长是温州人，“老站长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。”她们根据线索反复比对，最终还原出阿生的故事。“他之前在温州永嘉汽车站打扫卫生，发病之后可能被人驱赶，一路流浪到这里。”郑圆圆说，当时他妈妈为了找他哭“瞎”了眼睛。
多年来，郑圆圆与同病区的同事们共送了100余位“无名”回家，在这里亲人团聚的故事并不一定全是温馨，略带遗憾也是常态。“但我们每找到一个都像过节一样，很开心。”为了方便为患者们找家，郑圆圆手机上存满了各地警局的电话号码。
“相处久了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有感情”郑圆圆说，有时她老公看她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也会略带醋意地打趣：“你是把病人当家人，把家人当病人了。”
“无名”来到病房的时候孑然一身，身份认定是个难题，护士们基于朴素的感情，根据他们的体征、性格、行为方式等取了不少外号：“小陈”“美人痣”“有钱老太太”“老外”……这些具体的词汇让一个个面目模糊的患者渐渐生动起来。
“小陈”20岁出头，智商不高却很有礼貌，最初在青春公园被好心人发现，报警后送到医院。“他来的时候跟我们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了。”而相处下来，郑圆圆发现“小陈”像个孩子一样，心思单纯，护士们干活的时候会热心帮忙，护士上班，他笑眯眯凑过去问好：“姐姐你来啦！”，下班会送别：“姐姐再见！”。久而久之，护士们都拿他当弟弟，从家里带衣服、小零食给他。当初在青春公园捡到他的好心老人们不定期会带水果来探望他，他也总会挑一些好的分给姐姐。“说实话，当初送他走的时候我有点舍不得。”郑圆圆说，“小陈”找到回家的路多亏了人脸识别系统。“现在科技进步也为他们的回家之路带来很多希望！”
“小陈”回家后，郑圆圆还给他打过电话，但是机缘巧合一直联系不到本人，只能叫他妈妈帮忙传话：“我是‘小陈’在金华的姐姐，我们现在还很挂念他。”
而“有钱老太太”是一名擅长在各种瓶瓶罐罐中藏硬币的老太太，全身上下共藏了1000多元钱，护士们调侃她属于“带资进组”。2014年来到第二医院的时候，她已经身患癌症，因此找家人的需求格外迫切。但是她的癌细胞很快转移，没有等到找到亲人那一天她就去世了。“最后几天里，我们轮流照顾她，去世的时候是一个晚上，当时老太太嘴里叫着‘妈妈’，眼睛逐渐涣散，不久便咽气了。”郑圆圆帮她办完手续，用老太太自己存下的钱置办了寿衣及后续用品。
“我手上已经送走7、8个老人。”郑圆圆说，病危的老人转院治疗需要签字，她就会去签，半夜两三点，救护车问“谁跟去？”，她就毫不犹豫上车。“他们除了我们就没有别人了。”她依然记得半夜帮去世的老人办完所有手续后，在空荡的医院走廊上呆坐，心里被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塞满，一时间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，去上班还是回家？“有时候，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们在我的手上就这样离开。”
“对护士来讲，精神科是一个越做越怕的行业。”她说，“但是我热爱这个职业。”害怕对于这份工作而言并不是坏事，它提醒工作人员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，防止病人伤害他人、伤害自己。郑圆圆2001年毕业后就来到金华市第二医院，她还记得第一次到病房上班，跟在老师后面，心里对这份职业充满好奇。
在救助病房工作后，48小时、72小时的值班经常会有，“白+黑”的工作模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护士们往往还承担着护工的角色，“不仅要做疾病护理，也要做生活护理。”她说，比如剪发、刮胡子、洗澡、女患者的生理期……事无巨细都需要护士照料。
此外，还有很多隐藏的风险，传染性疾病在精神病患者中并不少见，“刚来到一个陌生环境，他可能会有一些反抗的行为，把医生、护士抓伤、咬伤，甚至仅仅吐一口口水，都存在风险。”
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，十一病区马上改成了缓冲病区。“为了‘无名’的安全，他们全部分流到别的部门，但找家的工作也没有停下。”郑圆圆作为十一病区的护士长又迎来了新的责任。
2020年年初，一位发烧到40度的患者送到了郑圆圆的病房，咳嗽、肺部玻璃样病变，当时新冠疫情尚未明了，医院上下高度警惕。郑圆圆穿上防护服，冲在一线，作为患者的陪护一起隔离在病房里，病人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没出，她也十分忐忑。“肯定有人要上，我不会退缩，首先我是党员，其次我是这里的护士长。”郑圆圆身上有舍我其谁的医者仁心。
“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前提，我还想做些有意义的、对社会有用的事。”近几年，她参加了不少公益，说起这些，她又保持谦虚与低调：“我觉得只是做了一点小事！”2017年，爱回西藏第二期，她作为志愿者队医，与一组7人小队，进入西藏。除了每日监控队员健康状况、帮助当地原住民进行基础体检，她还参与了教室的筹建，“那时新设电脑房，都是手动布线，挺不容易的。”此外，她还参与了春蕾计划，多年来资助一名小学生，助其毕业。而高铁站的CPR指导培训也有她的身影，“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，我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长。”她说。